张涛甫：浅谈中国新闻传播学主体性问题

作者：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一直在做“加法”。伴随着我们认知对象的激增，认知视线的不断延长，中国新闻传播的知识生产也在持续地扩容。

新闻传播学的知识扩容，既源自于外部问题、对象的刺激，也源自于知识内生性的自我生产：一方面，随着认知对象的增多，认知视域的拓展，以及认知深度的推进，知识版图在不断拓展；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的知识扩张源于知识生产的内循环和内生性繁殖。这种知识生产自循环和内生性繁殖不是由外部的认知问题和对象促成的，而是由知识繁殖知识，由知识衍生知识，以至于产生大量的知识衍生物。因此，表面上看我们确实应该很乐观，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呈现出一片繁荣、热闹的景象，知识的体量之大是历史上空前的。这种快速扩张的知识体量，给还算年轻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带来了很多“成长的烦恼”。

多年来，我们生产出了一大堆“散装”的知识。表面看上去，我们的知识规模相当可观，细细审视，不难发现，中国新闻学的知识体态是“虚胖”的，知识生产还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新闻传播实践中的很多问题得不到知识和理论的有效供给，“硬知识”供给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存在低浓度、粗放型的知识产能过剩。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长是外力驱动型，甚至可以说是强迫型的，诸多知识生产不是内生性、本源性的。这主要表现为，诸多知识话语和概念表述脱离我们本土语境或问题场景，被直接挪用、移植到中国语境之下。这种知识漂流物悬浮在学科表面，难接地气。

仅靠这些外来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无法有效解释中国场域的实践命题。近四十年来我们引入的概念、理论、话语以及方法等不可谓不多，对外来知识话语和概念表述的过度移植，使得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体性弱化了。外来理论资源须转化为内生资源，与中国语境对接，内化为中国理论话语的自身逻辑，方能体现理论的活性。

时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这个关键时刻，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需要着力解决“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

一方面，要做“加法”。在新闻传播实践领域，面对问题的井喷和传播系统的非线性扩张，认知不确定性的集聚、关联变量的激增、新媒体技术的快速迭代刺激了知识的激增和信息的无序扩张，知识界对于未知领域的探求任务愈加繁重，面对不断延展的未知领域，我们必须做增量，尤其是要在硬知识上做“加法”。

另一方面，需要做“减法”。面对大量的“散装”知识，一方面需要去“库存”，去“中低端知识产能”，提升知识的浓度和硬度，同时也需要强化知识的“语法”提炼。从知识生产的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变知识“弱连接”为“强连接”，提炼新闻传播知识语法，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

当下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最佳时期。在这个时期，需要各个学科超越学科边界，共同回应时代呼唤，回归对“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立体关照，实现整体性理论创新的整体性“爬坡”。新闻传播学研究者身处新传播革命语境下的中国现场，有能力也有责任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话语创新作出更大贡献，把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话语体系提升到与时代匹配的高度。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网，根据“第十五届中国传播学大会暨中国传播学40周年纪念大会”学者发言整理

排版 | 周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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